“在大城市无处安身，在小城市无处安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王义军对网上的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

他注意到，每年春节前后总会出现一些“返乡文章”，其中不少年轻人流露出回到家乡的种种不适应。可返回北上广这类大城市，他们又面临着租房难、租房（张家港租房网）贵，经常要将工资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用于租房，还可能遇到“群租”“黑中介”和其他租房纠纷。

租房是许多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国内房屋租赁平台之一58集团发布的《2017~2018中国住房租赁蓝皮书》显示，2017年一线城市租房需求占全国需求总量的13%；成都、杭州等12个新一线城市的租房需求量占全国需求总量的20%；租金价格成为租房人群最关注的因素，近40%的租户期望月租金在1500元以下。

在媒体工作的乔莹莹（化名）是众多租房年轻人中的一员。来北京4年半，她搬了7次家，住过市中心，也住过西北五环，还住过屏风隔出来的半个卧室，曾因为租住的是隔断间而遭遇强拆。

全国人大代表、松下家电（中国）有限公司厨卫空间事业部系长刘廷关注到像乔莹莹一样的年轻租客的烦恼。刘廷曾是众多租房者中的一员，他毕业于山东的一家中专技校，之后进入杭州的松下家电制造车间工作，在杭州工作的10多年间，他接触过不少房东和中介，哪里有合适的房源也曾是他经常和工友们讨论的话题。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刘廷把自己和工友们租房时遇到的问题和建议带到全国两会。在他看来，租房贵、“黑中介”、维权难等租房“顽疾”一直困扰着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而现行公租房的申请门槛太高，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很难申请到，这导致不少蓝领技工人才因租房难离开城市。

刘廷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符合条件的新就业无房职工、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他建议降低公租房的申请条件，让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也能申请到，尤其是将蓝领技术工人、从事特殊岗位的技术工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等纳入保障范围，促使更多外来务工人员积极学习技能，成为蓝领技工人才，确保实体经济发展。

除了这类基本保障，刘廷还建议，加快临时租赁住房的建设进度，对城市及城郊的农房租赁导入合理的定价机制。他曾对同事近两年的租房状况开展过一个小调查。他发现，同事们的租房成本上升很明显，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房租，生活压力太大导致员工离职率明显上升，“因房租上涨导致的租房纠纷也很多”。

“合同不续就得搬走，房东说要大幅涨价就得涨价。”90后法律工作者张思琦对租房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事儿备感痛苦。她在北京生活3年，搬了3次家，最后终于搬进自己的新房。

张思琦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也关注到年轻人的租房问题：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她非常期待这些制度落地，在她看来，真正的“租购同权”，应该是租赁和购买形成稳定的权利范围，租赁者享有与购买者同等的居住权益。

目前我国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城市居民选择租房生活，而在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会通过租房解决居住问题。在一些国家，租房甚至是很多人终生的居住选择，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之一是中国老百姓享受的社会福利很多是和住房、户籍制度挂钩的，比如教育、医疗等。

要想做好租房市场，首先要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因地制宜，吸引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商的参与和支持。政府要保障租房群众的社会福利问题，如医疗、教育、养老保障等，为“租购同权”创造先决条件，这样老百姓才想租、敢租、敢住，租赁市场也才能产生良性循环。

这与此前一些地方的试点经验不谋而合。2017年7月，广州率先出台“租购同权”政策，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而截至今年1月，已有31个省（区市）发布培育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58个市县落地住房租赁市场培育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58集团董事长姚劲波认为，要让年轻人“租”有所居，还需要在现有的市场条件内，尽量减轻租房者的负担和处理纠纷的成本。

姚劲波建议加快完善房屋租赁制度的顶层设计，明确房屋租赁双方权益和中介公司责任，建立快速解决房屋租赁纠纷的机制，进一步放宽承租人租房时的公积金提取限额。

他还建议，政府、房地产企业和专业化租赁机构应多方合作，在大型工业园区、商业区周边增加经济型公寓，进一步保障劳动者的就业和生活。

也有代表委员认为，要想促进租房市场发展，还需要政策给相关行业松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念沙建议，可以对建设租赁类用房的企业减免税收，允许企业租赁收入用于增值税抵扣，根据国办发〔2015〕85号文对长租公寓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定性，将增值税税率由11%减为5%。

徐念沙建议，政策层面可以积极推进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等金融创新，为企业和机构创造退出渠道，促进其实现轻资产运营，增加其持有物业的积极性。